“宋亡之后无华夏，明亡之后无中国”？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李奉先 原创

昔日寒山问拾得曰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、如何处治乎？”

拾得曰：“只是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，再待几年你且看他。”

恕笔者直言，真弄不清楚当代国人为何会对拾得观点肯定有加，窃以为拾得之论明说无为而治，实则自欺欺人，恍若诸多“问题留给后人解决”云云。

再譬如一串串汉奸论调，又开始大行其道了。如：与日本政府不可硬碰，对越南晓之以理，对印度谦恭容让，对美国“再待几年你且看他”！

还有，谈及蒙古、后金进攻中原，则以我“大汉同化异域”而自喜言表！

近来网上喜欢流传一句“宋亡之后无华夏，明亡之后无中国”，还有一句“崖山之后，已无中国”，很多人对此发表过感慨。有人说：“其实这话是日本人说的，是当年为侵略中国营造的舆论宣传而已，拿它当真就比较呵呵了。”

但笔者以为，从某个程度来说，“崖山之后已无中国”有一点道理——不是说中华文明真的断裂了，而是宋之后的中国，确实已是另一个中国，一个与汉唐时期完全不同的中国，而我们今天继承的中华文明，基本来自宋之后的这些。

宋以前的中国是很有血性和义气的，樊於期为一句话就可以割下头颅赠人，尾生为了遵守跟人的约定抱柱而死——这都不仅仅是先古时代的传说，唐朝时候的文人都有武功，像李白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”，像王昌龄，“仗剑行千里，微躯敢一言”……唐朝的风气是“及第不必读书，做官何须事业”，汉朝像班超带十几个兄弟拿下一个国家的事情史不绝书。人的精气神和独立性，都和后世有着极大的不同。

汉唐的社会风气也比后代开放很多，直到北宋时期仍沿袭着同样的观念，宋真宗的刘皇后嫁他之前是别人的老婆，宋哲宗的妈有过三任丈夫，社会不仅没对她们有过半点歧视，哲宗还给三个父亲都追封了谥号。

改变这一切的就是宋，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的话，是偏安一隅的南宋！宋朝从开国起就崇文抑武，这种风气自唯一的武将出身的皇帝太祖死后就更明显了。从官僚等级上，文科科举进士授职正八品，三四年一升迁，武将科举优等授职正九品，七年才一升迁。边防大事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派武官而派文臣，相当于军委主席的枢密使一职也多由文臣担当；从社会心理上，宋朝儿童启蒙读物《神童诗》，第一句就是“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尔曹，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民间流行的俗语则是“做人莫从军，做铁莫做针”；从风气上，武将再优秀、再努力也受鄙视，狄青为北宋立下赫赫战功，却在朝堂上不断受诽谤，年纪轻轻郁郁而死，杨继业对国家忠心耿耿，却被一个太监逼死，至于岳飞就更不用说了……汉唐时期从军报国、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就这样成了过去，到明清，这种风气更向极端化发展，学点武艺变成了不务正业，连亲妈都会揍他。生生把一个民族从尚武变成了被人嘲笑的“东亚病夫”！

回头再看“崖山海战”之后。《宋史》记载，崖山海战，十万民众随宋末帝投海自尽。 南宋鼎盛时，全国总人口八千余万、迫近一亿大关。在被蒙古人进来时，这个庞大族群在被描述为任人切剁的“土豆”，全国各处都有张弘范等汉奸带路党！

而另一方面，在这场东方历史“华夷之变”中，中国的一些“东洋邻国”却未被“殃及鱼池”，甚至有着不俗的表现。 13世纪下半叶，蒙古大军在平定中国之后，对日本发动过两次征服战役。 第一次交战是在公元1274年。进攻日本的蒙古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，面对第一次“蒙古远征军来袭”，日本举国参战，武士和民兵都投入战争中，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。擅长骑射的蒙古兵在擅长肉搏战的日本人面前遭到重创， 顽强的日本民兵成功地阻止了蒙古军的推进。由武士组成的日本重骑兵队尤为英勇，他们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着箭雨列阵冲击敌人，与敌军贴身近战，使蒙古人的弓箭优势失效。蒙古军折损大半后无力继续守住阵地，只得上船撤退。在返回朝鲜的路上，蒙古的舰队遭风暴袭击。

两次伐日皆北，蒙古人在东洋第一次遇到了勇气不逊于自己的对手。遭到13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军团侵袭，但日本却没有像宋中国那样一败涂地，而是最终击溃了侵略者。除了地理优势外，同仇敌忾不出叛将、全民皆兵铁血抗敌也是要因之一。            

相似的情况在越南也曾呈现。

在征服欧亚大陆过程中，蒙古军三度征伐安南，1258年初元朝大将兀良哈台一度攻陷安南都城升龙（河内），1285年脱欢再占升龙。但是，越南人在陈朝宗室、“兴道大王”陈国峻的带领下，奋起反抗，他们人人手臂上刺着“杀鞑”二字，夺回升龙。随即全境反攻，杀退来犯之敌。

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，中国大陆和莫斯科公国都被蒙古帝国吞并。然而，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却在小小越南吃了败仗。忽必烈死后，蒙古大军再也没敢侵略安南。

同一地域，相近文化，却没有促成完全一样的抗战结果，这是为什么？

在古代，越南比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要近——或为中国的藩属国，或为中国一部分。两国的文化有不少大同小异之处，越南的主体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深影响。然而，同一地域，相近文化，却没有促成完全一样的民风。纵观历史上两国民间的表现，越南、日本民风明显比中国彪悍。

众所周知，推崇“尚德抑武”的儒家文化是偏软的。而虽然受到两千年儒家文化影响，但日本、越南仍然长期保有“强悍、尚武、富有反抗精神”的民族传统。那么，这种民风传统是怎么形成和保留的？

这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独存的文化背景有关。从生存环境而言，日本和越南虽然不是“草原部落”，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，为生存厮杀争斗激烈程度不亚于草原部落。

由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战争频繁，内外纷争不断，这些国家的历史烽烟不断，几乎就是一部充满战争的历史，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战斗英雄。对于历史上勇猛善战的英雄人物，他们特别崇敬。由此形成了特有的“武士文化”、“战斗文化”。

譬如抗蒙“兴道大王”陈国峻，就被誉为民族英雄，越南南北处处有“兴道大王”庙宇祭祀，香火千百年来不断。越南人对英雄人物的顶礼膜拜以及英雄文化的传统氛围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现代越南历史学家曾说：“越南民族的传统，历来是全民皆兵。在田里干活的农民，一旦需要扛起枪就能上战场进行战斗。”生活中，他们是知礼谦和的普通百姓，而在战场上，他们绝对是可怕而难缠的斗士。

而回顾这段历史，之所以在偏软的“儒家文化圈”中，日本、越南的民族精神没有被“软化”、得以保持“彪悍民风”，一是因为“儒家文化”对他们上层影响大，对底层民间影响小。二是因为整个国家形势所迫、“实用主义”大过“中土主义”。独特的地势加铁血的武士英雄文化，使得日本、越南等国在蒙古大军铁骑下，得以“独善其身”。所以，他们愈加崇尚武士文化英雄文化，以“彪悍、善战”民风为荣，直至成为恶劣生存环境下的生存本能……  

程朱理学在他们提出的宋朝并没有影响到普通百姓，他们的影响到明清时才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每个单元。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、“存天理灭人欲”之类的说法慢慢成为教条，尊卑有序成为普遍标准，本来个性张扬的民族被框进了“礼法”的窄条当中，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，不仅害己还积极害人。宋朝本来是个“妇女多能诗”的社会，到了明朝就开始尊奉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。而“一仆不侍二主一女不嫁二夫”这类观念，又把人彻底奴化，知识分子慢慢就成了一姓家奴，还以此为荣。宋以前没有多少人会为了某个朝代的灭亡而死，宋以后，每个朝代都有大批人自杀殉国。这一点，不知道算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
“宋亡之后无华夏，明亡之后无中国”，其理亦然！

楚国农夫,网络时评人,世界历史文化专栏作家，文史学者。原名李德军。知名历史博主。代表作《大唐高祖》《爱的祭奠》《正评毛泽东》《亚洲风云》《秦汉简史》等，文章散见于国内外多家报刊.本博文凤凰首发，版权所有。笔者接受小说及电影评论约稿，各大编辑约稿，图书出版，请联系Email：[e-mail]，QQ：513563052；微信公众号：lfx1215ifeng